四川“两会”：代表委员聚焦成渝“共舞”全面提速******
中新网成都1月11日电 (单鹏 岳依桐 王利文)今年的四川“两会”，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依旧是热点话题。多位代表、委员表示，要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乘势跃升。
11日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省人民政府省长黄强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简称报告)时，回顾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成果：160个共建重大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超过5600亿元；重大便民举措加快落实，推出311项“川渝通办”事项；成为全国第一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连续4年写入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23年，四川将协同推进248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扩大“川渝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和便捷生活行动举措，深入落实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一区一策”推动省级新区打造区域发展新增长极，支持重要节点城市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加快产业协同
产业协同是成渝“共舞”的关键词。围绕产业协同，民进四川省委会建议协同加强电子信息产业创新能力，民盟四川省委会建言共建成渝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在集体提案中提出，打造互联互通的成渝氢走廊、汽车产业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强化‘双核’联动联建、推动成都和重庆都市圈协同互动，能有效辐射带动全域发展，加快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的‘全景图’。”四川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延华解读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速后，企业在成渝地区能够发掘更多产品需求、更容易找到配套。”四川省人大代表，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肖建华分析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有效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大大缓解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培育新增长极
推动成渝加速融合，联合打造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川渝高竹新区等毗邻地区合作平台是重要抓手，未来这些区域有望孕育出新增长极。四川省人大代表、达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勇接受采访时表示，拥有丰富天然气锂钾资源的达州正加快建设万达开天然气锂钾综合利用集聚区，“达州将整合万达开优势资源和政策，以天然气锂钾产业的崛起带动万达开三地就业创业；还将联合实施一批天然气锂钾重点科技专项，共克产业发展技术难关。”
近日，四川泸州和重庆永川、江津三地联合发布《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发展规划》，将在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生态环境、开放合作、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融合发展。在四川省政协委员、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素平看来，城市间的互动将成渝中部城市真正“链接”起来。“这种‘链接’在川渝两地越来越多，进一步提升发展的融合性、互通性。”
节点城市崛起
在成渝“共舞”中，重要节点城市发挥的作用将愈发明显。随着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成渝地区，政策、资金、人才、产业布局向该区域加快集聚，为内江等节点城市加快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深化毗邻合作提供千载难逢的重大战略机遇。以内江为例，2022年，该市到位市外资金同比增长30.5%，外商直接投资增幅居四川省第一。
四川省人大代表、内江市委书记邹自景接受采访时表示，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心、成渝发展主轴，历来在成渝地区经济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辐射周边16座城市2亿人口的优势，“四川省委高度重视成渝主轴发展，强调成渝主轴事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崛起，要发挥内江等节点城市作用，联动沿线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挺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经济主线的‘脊梁’。近期还为内江在内的川中四市量身定做加快成渝中部崛起相关政策文件，这些都将推动内江向产业发展新高地迈进、突破。”
据了解，内江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他区域合作频率、合作热度、合作成效显著，2022年，内江“10+30”川渝共建重大项目分别完成投资37.64亿元、157.53亿元。目前，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46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内江与重庆市荣昌区整合现代农业、现代畜牧(生猪)等资源优势，高质量打造川渝地区协同创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合力推进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合作试点园区等重点农业产业项目建设。
邹自景表示，未来内江将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不断壮大“页岩气+”“钒钛+”“甜味+”“装备+”四大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畅通“交通网”，推进隆黄铁路、内昆铁路等对外大通道，推进绵遂内高铁、内大高速等圈内主通道建设，打造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区域物流枢纽，到2027年，国际物流港基本建成，区域物流枢纽建设基本成势。协同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共同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行动、“川渝通办”事项落地落实，让老百姓充分感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完)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 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 摄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古希腊酒杯。视觉中国 供图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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