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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 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孙晓波 佟西中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受访学者认为,中共以此表明将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目前学界较流行的观点,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所在。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这是中国实际情况与现代化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路径同时也是目标。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被学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2022年相关人口资料,中国人口(约14.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1.45亿),3个欧盟(4.468亿),4个美国(3.32亿)。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2022年10月1日,民众在上海外滩滨江步道上一边跑步、一边挥舞国旗,欢度国庆假期。殷立勤 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他说,相比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

  分析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技术人员为从海拔4300多米搬迁下来的群众检查夜间照明设施。宋卫星 摄

  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竹立家表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国庆主题诸花坛中的“命运共同体”花坛,以地球、和平鸽、飘带为主景,寓意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赵文宇 摄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竹立家看来,这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王虎学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两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特质的规定”。他说,从价值导向看,也是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张连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了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叶小文指出,长久以来,因占据现代化发展早期红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现代化话语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他说,“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重写了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寻路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贺新元看来,这一论断是路径和目标的合二为一,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融为了一体。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2021年7月1日,即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共正式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十大开始,中心任务变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7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以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陈晓根 摄

  王虎学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且是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这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斗争、革命、建设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且走得通的”。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在鄢一龙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但内涵角度各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等号,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民族复兴之时。”他说。

  那么,如何完成中心任务,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现代化历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蒋启明 摄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区别明显。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迷信,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本身定义就是开放的,没有标准化的现代化模式。在王虎学看来,现代化代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怎么实现现代化,道路千条万条。他说,在现代化之路上,过去西方走在前面,所以话语被西方垄断,一度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鄢一龙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完)

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何蓬磊 摄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

  “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

  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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